【連網】 （連云港日報全媒體記者 張晨晨）他出生于連云港市贛榆區城頭鄉東大坊村，1945年開始軍事生涯。曾任秘書、科長、研究室主任、軍事科學院軍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長等職，榮獲三級解放勛章、獨立自由功勛榮譽章等；他是一位共和國少將，卻一輩子沒帶過兵；不過，手里的筆卻從未放下；他出版了《項英傳》《新四軍簡史》等6本書；參與主編了《軍事大辭典》等3本書；他是王輔一。
“您對我黨我軍歷史的研究造詣頗深，是聞名軍內外的軍史專家，是新四軍軍史研究的權威”這是2011年1月12日，解放軍總政治部領導給王輔一的來信中的評價。當時的王輔一，已經83歲高齡；而這位老人正是從連云港市贛榆區走出去的一位共和國少將。
身為將軍的王輔一，一輩子沒帶過兵，不過，手里的筆卻從未放下。筆就是槍，揮筆鑄劍。74歲那年，他加入中國作家協會。2009年底，中國作協表彰從事文學創作60年的作家，全國共有667人，其中解放軍有117人，王輔一位列其中。
無論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王輔一始終沒有放慢為黨、為國家、為軍隊奉獻的腳步，矢志不渝為黨和軍隊書寫著輝煌，成為大家頌揚的軍史“活辭典”。
“沒有抗戰，我也不會走上革命之路”
1929年7月，王輔一出生在贛榆縣（現贛榆區）城頭鄉東大坊村。抗日戰爭爆發時，王輔一還只是個一歲多的小毛孩，可是14年的抗日戰爭卻是王輔一一生中至關重要的經歷。“抗日戰爭時，我年齡很小，因而不可能有轟轟烈烈的壯舉，但如果沒有抗日，我也不會走上革命之路。”在日前，他接受某報記者采訪時，如此回憶道。
當時，日本鬼子打到贛榆縣時，王輔一正在上小學5年級。很快各個村莊里成立了兒童團，王輔一當了兒童團團長。那個時候，他的父親是村長，所以，縣里來了人都住在他家里，總是能接觸到不少的共產黨員、八路軍，這對他是一個很好的熏陶。當時，他一邊學習，一邊參加抗日戰爭，很快就成了村里抗日小骨干。
1939年，王輔一10歲，有一天到地里割草，突然鬼子的飛機來了，圍著莊子附近低空盤旋。當時作為兒童團團長、青年抗日先鋒隊隊長的他，懷里藏著一本陳云撰寫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的小冊子，腰里揣著一顆小手榴彈，時常參加夜間巡邏———這枚手榴彈是區委書記給他的，并且曾告訴他：“鬼子來了，你要躲；被鬼子抓住，跑不掉了，就拉弦。”
日軍很快占領了王輔一所在的贛榆縣，當時，日均據點設在朱都，離王輔一所在村莊只有10里遠，非常危險。年幼的王輔一耳聞目睹了不少日軍的暴行乃至屠殺。“村里有個姓仲的人，也不是共產黨員，只是莊里的一個警察，就被日本鬼子抓去，放狼狗咬，用刀一塊塊把肉割下來，他最終慘死在鬼子的刀下。”
由于他機警聰慧，多次死里逃生；不到13歲，他便入了黨。16歲那年，他從學校400名同學中被選調參軍入伍。剛穿上軍裝時，他是八路軍山東濱海軍區的一名繕寫員。戰火硝煙中，他刻鋼板，印文件，還參與《民兵報》的刻寫、油印工作，用一支筆與進行夏季“掃蕩”的敵人作戰。自解放戰爭起，王輔一調至山東野戰軍政治部，隨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等領導轉戰沂蒙山區，后又任唐亮、鮑先志將軍的秘書。
這也在之后為他的文字生涯奠定了基礎。
“為軍隊做事，是最大的精神享受”
從年輕時起，王輔一就保持著口袋里攜帶紙筆的習慣，想到什么，馬上就記下來。而戰火的淬煉、多年的磨礪，使有著長期在我軍高級將帥身邊工作特殊經歷的王輔一，成為不少歷史事件的見證者、參與者，對我黨我軍各個時期的人物典故更是了如指掌。
1964年5月，他隨首長到福州開會時發生昏厥，隨后住院2個多月，軍區總醫院神經科主任告誡他：植物神經系統受損紊亂，今后再也不要做文字工作了，再干就沒命了。然而，王輔一從未離開烹文煮字、嘔心瀝血的寫作活動。這么多年文字工作的打熬，不僅沒有像醫生警告的那樣擊垮他，反而使他修煉成為一名落筆成文的老兵。多年來，王輔一一直是手寫書稿，人物傳記涉及的事件、故事、人物難以計數，除客觀準確以外，王輔一在治史的過程中堅持能出現人名的盡量核準發表。事實證明，這一做法為許多戰爭年代的官兵恢復了歷史原貌，澄清了歷史事實，不少后人亦為此受益。
至今，王輔一已經出版了《項英傳》《新四軍簡史》等6本書；參與主編了《軍事大辭典》等3本書；協助編審出版了《項英軍事文選》《新四軍與南京》等8本書和一批文稿。此外，他為陳毅、周子昆、唐亮、杜平、向守志、劉西元等11位將帥寫出傳略；為黃公略、張愛萍、許世友等10位老將軍寫過業績專題。連同其他200多篇研究文章，粗略一算，離休后他已發表作品近1200萬字。其中，他撰寫的《羅炳輝的故事》，收入“早隕的將星”叢書(共8冊)，獲得中宣部頒發的1992年度精神產品“五個一工程”入選作品獎。
王輔一對軍史、戰史資料爛熟于胸，可常年熬夜寫作，也使王輔一的視力陡然下降，出現了白內障眼疾。2006年12月，軍區籌建軍史館工作進入緊張施工階段，有幾處需要他這個“高級顧問”核準后施工。實在等不及，工作人員就到南京軍區總醫院他的病床前，王輔一用手把當天開刀蒙著的左眼掰開一條縫，吃力地瞄了瞄。好在，這不需查閱史料他隨即予以確定。至今說起這一幕，參加軍史館籌建的同志仍贊嘆不已。
每天不停地忙碌，辛苦付出卻不求回報，有人會覺得這對王輔一來說，無疑是一種負擔和壓力。而王輔一不以為然，他曾笑著對某報記者說：“為黨、為國家、為軍隊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最大的精神享受；會帶動個人的學習，帶動個人用腦、動腿和體力鍛煉，生活更加充實，生活質量也會更好！”
“別人找到我，是對我的信任”
王輔一有著很深的“軍隊情結”，他懷著極大的熱忱、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去處理各種戰爭年代的“遺留問題”，留下不少佳話。其中較為知名的，就是自上世紀50年代起，王輔一開始為“臨汾旅”授予稱號一事奔波，直到新世紀的2002年，才圓滿完成。
這事要從1948年5月說起。當時，晉冀魯豫軍區第八縱隊23旅，在臨汾戰役中戰功卓著，晉冀魯豫軍區第一兵團報請中央軍委批準，授予23旅“臨汾旅”榮譽稱號。當時團以上單位授榮譽稱號均由中央軍委批準。但戰火紛飛的歲月里，此批件一直未查到。1978年秋，王輔一參加總參召開的司令部工作會議時，在延安革命博物館看到了徐向前元帥當年向“臨汾旅”頒獎的圖片，立即打電話告訴該部領導，使這一圖片列入該部歷史陳列室。可是，最終的批文還是下落不明，這一直是王輔一的一塊心病。
2002年5月，《解放軍報》刊登了一篇稿件，稱在徐帥夫人黃杰同志幫助下，經中央檔案館仔細查詢，查到了塵封50年、由周恩來批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同意給“臨汾旅”頒授的審批件。王輔一獲悉后，立刻趕到該旅當年的副旅長、南京軍區原副司令員吳仕宏家中，向吳老匯報此事。經吳老同意，他3次起草信稿，向總政、軍事科學院和軍區領導詳述匯報此事，直至準確情況在幾家檔案館存檔后他才放下心來。
憑借深厚的軍史功底，每逢有人在研究黨史軍史和著書立傳遇到困難時，都會找到他幫忙，堪稱軍史“活辭典”。1990年4月26日，湖北省委相關部門計劃在武漢為項英豎一座銅像，但碑文遲遲定不下來，于是找到了王輔一。王輔一聽了二話沒說，在前期研究的基礎上，按照準確精練的要求，連夜修訂文稿。第二天，他與湖北來的有關人員一起，逐字逐句推敲，最終將1300多字的原稿，壓縮調整成900個字，由湖北省委報到北京，經黨中央有關部門審定后，刻寫在武漢項英銅像背后的照壁上。
1993年4月的一天，南京軍區司令部辦公室派兩個工作人員為首長查找一代名將王近山抗戰中指揮一次有名戰斗的資料，查了一天也沒有結果。正在失望時，他們突然想到了王輔一。誰知電話一接通，王輔一當即告訴他們此仗叫韓略村戰斗，消滅日軍中隊長以上軍官組成的“參觀團”120多名，時間是1943年10月24日。
多年來，王輔一幫助軍內外的來訪者查詢黨史軍史方面的事情從未中斷過。有的查詢祖輩抗戰期間犧牲后的埋葬地，有的查詢部隊番號變化，有的查詢父輩任職變化。“別人花了很大工夫才找到我，是對我的信任，我不能讓人失望啊！”王輔一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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