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去的植物

汪 政

再一次打開《詩經》時，我十分驚訝在以往歲月里對它里面那么多蓬蓬勃勃的植物竟然視而不見。

單《國風》一百六十篇，涉及到的植物就達百余種，“詩經”時代的詩人們大多從植物開始他們的抒情：“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置彼周行。”“南有樛木，葛藟累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我寧愿認為，沒有植物就沒有“詩經”時代詩人們的歌唱。

遙想“詩經”時代，水草豐茂，樹綠花紅，植物構成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人面桃花相映紅”絕不是一種聯想，而是兩者近在咫尺的真實風景，那種人與植物的關系是我們所不能理解的。《東門之枌》寫了一位懷春少女放下手中的紡織活兒，來到南原的榆樹下，與一位男青年翩翩起舞終得所愛的故事。詩的第三節寫到：“榖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這樣的場面真讓我意外，我們會把姑娘比作紅葵花（荍）嗎？我們的情人會以贈我們一把花椒（椒）來表達情意嗎？

這大概不僅僅是民俗學意義上的隔膜，而是作為整體意義的“詩經”時代的植物、尤其是植物與人的關系已離我們十分遙遠，不可再及。在反復詠誦《詩經》的日子里，我悲哀地發現《詩經》里的植物我大都無法指認，連想象力也無濟于事，蕨、樸樕、萚、葑、苓、茹、樞、栩、杜、防、萇楚……誰能準確而有自信地告訴我這些植物到底是什么呢？它們當中哪些正生活在我們身邊呢？可惜后世的注家縱然旁征博引，也大都閃爍其辭，似是而非，只能約略而言之。

在“詩經”的時代，幾乎沒有什么植物不可以進入詩歌、不可以抒情，像麥、稻、禾、茅、栗、漆、荼、艾、蒲、棘、桐、梓、榛、藻等，后來的詩人已很少提及了，后代的詩人們的植物擁有量每況愈下，他們擁擠在梅、蘭、松、竹、菊等幾種有限的植物里，而且，經過他們反復地描摹和詠唱，這些植物早已不復是植物，而只是一種想象性的存在，一種人文意指的借代罷了。

關鍵在于“詩經”的年代，人與植物、與自然的同一，他們就生活在植物之中，他們如魚兒一般在植物的海洋里穿游不息，他們耕作于植物之中，結廬于植物之間。而后代的詩人們卻因為雕欄玉砌和金絲玉帛隔斷了與大自然的聯系，植物作為意象的存在只能是某種臆想，偶爾的徜徉山水也因為長久的疏離只能與植物悵然相望而不能欣然和答。作為補償，詩人們通過移植的方式，使一部分植物來到樓閣庭院，它們只能生長在后花園，只能在杯土之中，而且，這樣的植物只能是很少一部分，因而除了梅蘭竹菊，確實不能讓才子們再吟繪什么了。

其實，我們是不配嘲笑“詩經”以后的才子們的，他們還可以擁有自己的庭院，擁有自己的后花園，甚至擁有自己的山莊，而我們卻被一步步趕至四壁水泥的高層建筑之中，只有在節假日，才能擠到公園，越過摩肩接踵的人群，向點綴在假山亂石之間的植物投去匆匆的一瞥，或者從花店中購得一枝兩枝插在瓶中，或者干脆置辦一些或塑或絹的模型聊以自欺。有關植物的詞匯正在從我們的言談中消失，而詩歌中，就更難找到植物的姿影了。

合上《詩經》，我想，我們會有重返植物世界的那一天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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