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網】 “我迷戀寫作，始于12歲。那年是1949年，蘇州解放的那一陣子。寫給自己看，這讓我覺得很過癮。”在位于蒼梧小區的家中，已逾八旬的周維先回憶道，“然而，這一晃，70多年過去了。當時的少年心境已然不在；如今的我，更樂意把很多經年的心事都傾注筆端，為我的顛沛流離、為我的喜怒哀樂、為我的愛恨情仇，完成一個小小的注腳。”
近日，連云港市第二屆花果山文化獎頒布，周維先獲得了突出成就獎，這既是對他文學成就的肯定，也是對他文學生涯的贊美——1956年，周維先在《吉林日報》發表了他的處女作《在給媽媽讀報的時候》。那一年，他19歲。一場中東戰爭激發了他寫作這篇反對流血祈禱和平的短文。“都說歌曲的第一句是主題。我的第一篇散文似乎也在冥冥中注定我這一生創作的主旨，讓我在此后60多年的寫作生涯中，與一個‘愛’字結下了不解之緣。”
“愛的包裹”與“顛沛流離”
“花落無言，人淡如菊。隨著年華老去，我越來越心儀這不事張揚的流傳了千百年的中國式人文情懷。”這是此前，一篇刊載在《解放日報》的書評中對周維先及其作品的評價。眼前的周維先已經年至八旬，時間在他身上已經烙下了明顯的老態——花白的頭發，顫抖的雙手，可那眼神卻時時透著文人的沉思和倔強，而在這沉思和倔強之間，的確又透出種種年輪拂過的淡然心境和人文情懷。
周維先是江蘇宜興人，卻生得南人北相。老照片上的他，身材高挑，濃眉大眼，儀表堂堂，在男士中堪稱俊朗，是典型的美男子。1937年，周維先出生在蘇北東臺，作為家中最小的兒子，他是在愛的包裹下成長的。他的童年在蘇州度過，被稱為東方百老匯的蘇州北局是他常常出沒的地方，因為那里是個電影院、戲院集中的地方，蘇州電影院、大光明電影院、開明大戲院、東吳書場等，都是他放學以后必去的地方。“三歲的時候，不太會看電影，但上學以后就開竅了。《戰地鐘聲》《魂斷藍橋》《居里夫人》等令我在大熒幕前流連忘返。那時候家里不可能給你那么多錢去看戲，我就蹭戲。比如說‘榮軍’，也就是從前線打日本人回來的那些兵，受了傷的看戲是不要錢的，我就跟著那些當兵的，拉著他們的手進去，蹭戲就成功了。再不濟，就是被戲院雜工拉著耳朵給拽出來。這段生活成全了我的夢想，從那以后就有了戲劇夢，電影夢。”周維先回憶道。
周維先的父親是辛亥革命軍人，母親是名門閨秀，二人皆重視子女教育，家中有許多藏書。偶然的一次，他打開了父親的書箱，《大人國 小人國》等天馬行空的小說便展現在他的面前，從此他便迷上了外國文學名著和中國現代劇作。在位于草橋的蘇州圖書館，他徜徉在陳白塵、田漢、洪深、宋之的劇作世界里，開始了最初的藝術創作幻想。
不過好景不長，戰事發生，他和家人開始了顛沛流離的生活——從四歲就開始到處漂泊的周維先，自認為不僅習慣了流徙的生活，而且越來越見異思遷，越來越喜新厭舊，似乎動蕩才是最常規的生活，搬家才是最正常的營生。“我的前半生，到了姑蘇便把生身之地東臺拋諸了腦后；進了上海，立馬淡忘了古雅寧馨的水巷；再回到蘇州，十里洋場，隨即被記憶壓扁，成為一張明信片上的花都。”周維先說，隨著家境的變化，他和父母家人不停地搬家，轉學，6年中上過5所小學。不止周維先，他家里的每個人都曾歷經滄桑，這滄桑來自社會歷史的變遷，來自人性的偶然與選擇，也來自旁人的助力或逼迫，來自不可捉摸的“宿命”———周維先把他們寫了下來，寫下了他們的顛簸；記下他們的嘆息……
在苦難面前，書香門第出身的母親是周維先永遠的回憶———上世紀30年代，漢口大水，銀行倒閉，母親積攢下的一點錢一股腦全泡湯了，但母親沒有落淚；十年后，客居東臺的家院被日本飛機炸平，全家變成難民，落荒而逃，母親也沒有流淚；又一個十年后，一家人落魄于本溪，在冷氣煤煙混雜的狹小空間里，母親落下了哮喘的病根，她還是沒有流淚；上世紀60年代，父親罹患絕癥，一年后去世，母親硬是沒在晚輩面前流一滴淚。
一年中，她日漸消瘦，直至骨瘦如柴，卻從不見她哭泣。直至父親去世的第二年，當周維先將母親送到杭州，與他的大姑三姑相見，母親才跟父親的妹妹們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場。周維先回憶至此，感慨說道：顛沛流離的前半生，讓我收獲了更多人生體悟，這些都成為我日后文學創作道路上的人生積淀……
“長春”與“鄂爾多斯”
在中國計量大學教授、《連云港文學》編輯部原主任李驚濤的記憶中，周維先有一副深沉的好歌喉。聽他在聯歡活動中用低沉的男中音唱起《月亮代表我的心》，你會相信，他的情也真，他的愛也真。你看見他在喜慶場合喝酒，會須一飲三百杯，無法不驚詫于他的海量，折服于他的豪爽。不過，你在吊唁場合不容易見到他，蓋因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苦難給他的人生刻痕太深。不過在此之前，他也經歷了一段人生的暖色。
1949年，蘇州解放，周維先一路跟著解放軍入城，記憶中大街上滿是各種扭秧歌的畫面，很是熱鬧。他看到解放軍文工團都在演活報劇，他也寫了個活報劇《暴發戶的下場》，這個被他稱為“胎死腹中的處女作”，也正式開啟了他的創作之路。1954年周維先考入東北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開始走上與文學更加親近的道路。
當時的長春早已成為聞名遐邇的電影城，而東北師大也是長春電影制片廠的藝術家們常來常往的去處。這讓他擁有了和電影藝術家們近距離接觸的機會，更加激發了他的創作熱情。“東北師大給了我們很多文學啟蒙，而且我們學校緊挨著長影，他們那里的導演、編劇等，會經常來跟我們聯歡。他們有時候拍電影還請我們去當群演，比如說我還參加過一部叫作《如此多情》的喜劇電影的演出。”說到這里，周維先露出久違的笑。
“受他們的影響，那會我就開始嘗試寫電影劇本，因緣巧合，被那些編劇看到，然后拿去閱讀，這給我很多機會提升自我。”周維先回憶道。比如當時有個著名編劇張天民，他看了周維先的劇本后，專門把他叫到長影的職工宿舍一起研討，給了他很多鼓勵。到了19歲時，周維先在《吉林日報》上發表了他的處女作《在給媽媽讀報的時候》。這篇作品反映了周維先反對戰爭、祈禱和平的思想情感，也奠定了他一生的創作主旨——愛。
可是伴隨著畢業分配，他的人生開始從“暖色調”變成“冷色調”——鄂爾多斯，是周維先受傷最重的地方，也是他一生一世都回味不盡的去處。1958年秋，年僅21歲的周維先大學畢業，來到了鄂爾多斯業大、師范、師專任教；背對家鄉，把青春慷慨地潑灑在大漠草原長河落日之間。直到1963年調入內蒙古伊克昭盟（今鄂爾多斯市）文聯。在此期間，他遭遇了異鄉環境的惡劣，人心的嬗變，文革的沖擊，幾度浮沉。直到1973年，周維先才返回江蘇，當時他已經身心俱疲，傷痕累累，創作之路也就此斷歇。
那時，正是文革結束前后，文化人紛紛尋找失落已久的自我，周維先也是如此。“39歲，再不寫，更待何時？”于是乎，他重新拿起有些沉重的筆，懷著殉情般的決絕，重新開始了自己的寫作生涯。“妻子曾經問我：如果沒有調回江蘇，你能不能寫這么多作品？我幾乎不假思索脫口而出：不能。那么鄂爾多斯呢？鄂爾多斯是不可或缺的。江蘇和連云港更是不可或缺的。鄂爾多斯把我磨礪成男人，而江蘇將我錘煉成作家。”周維先說道。
可是那會，他一時不知該如何說起。一天，管劇團的局長對他說，給京劇團寫個本子吧。就是這個提議，讓他重新振作。“那是一個滴水成冰的冬天。工人村里，我那20多平方米的土坯房，蝸居著祖孫三代。只好從錦屏磷礦招待所借了一間對著桃花澗的大房子。”因為寒冷，他就像一個困獸在里面轉來轉去，又是搓手又是跺腳，硬是把自己折磨得苦不堪言。最后一個月后，以他在鄂爾多斯的經歷為雛形、以女主角名字命名的《月亮花》誕生了。
在周維先看來，《月亮花》是他戲劇創作生涯的“發軔之作”。此后，這一劇本改成了京劇、歌劇，交響曲，獲得了極大反響。要知道，歌劇《月亮花》在南京人民劇場由江蘇省歌舞團首演。這是粉碎“四人幫”后江蘇省第一部自己創作的大型歌劇。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周魏峙對劇作的文學性和濃郁的民族風味頗為贊賞。當紫色天鵝絨帷幕在鄂爾多斯婚禮歌舞中徐徐落下時，周維先流淚了。而妻子也風塵仆仆從連云港趕來，跟他分享那個難忘夜晚。
實際上，自1958年畢業后被分配至內蒙古，周維先在那里生活了15年，已成為他的第二故鄉，骨子里刻下了對這個地方的無限眷戀。1999年，周維先偕妻子，與電視劇《小蘿卜頭》的導演李路一起，踏上重返鄂爾多斯的路。這次重回內蒙，也激發了他動筆創作的念頭，60萬字的電視小說《鄂爾多斯婚禮》（又名《鄂爾多斯之戀》）噴薄而出。“作為寫內蒙古的作品，《月亮花》是我的發軔之作，《鄂爾多斯之戀》是我經年之后的成熟之作，我更喜歡后者，它可以說是濃縮了我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
“欲望年代”與“人性嬗變”
在周維先的記憶里，有段趣事：《月亮花》公演半年后，江蘇省歌舞團付給他100元稿費。100元再加上大半個月工資，他在新街口花了148元買了一臺電風扇，興沖沖扛回連云港。“有了它，輾轉難眠的長夜炎夏，再不會在床板上描繪一幅幅汗水印染的大寫意了。”周維先詼諧地說道。不久，市文化局又獎勵他一盞日光臺燈，那高懸在頭頂的日光燈泡，讓他更加開心，因為有了這些燈，“再也壟斷不了他黯淡的夜晚了。”
與此同時，泛政治化的時代漸行漸遠，極左路線奄奄一息。周維先記得1981年那個春天，比金秋還要豐盈———在中山陵11號，聽憂郁的汪流講主流電影結構，幽默的李天濟講喜劇電影，嚴肅的張駿講為錢袋服務的好萊塢，法國電影專家何振淦講與好萊塢南轅北轍的歐洲電影。在此之后，周維先的文學之路也走得越發踏實。而他在創作純文學作品甚至是影視劇作品時，內心總有一條主線牽連——從《當我們年輕的時光》所呈現的泛政治化時代愛的悖論，到《夏之雨冬之夢》《生命的秋天》主人公不得不面對欲望年代人性的嬗變。
1994年，周維先創作的電影劇本《早春一吻》被搬上了大熒幕，這部在當年被稱為“拍攝成本最低”的電影，一舉獲得了第14屆中國電影“金雞獎”評委會特別獎。著名電影評論家梅朵在頒獎典禮上說，他喜歡《早春一吻》那種純潔的生命魅力，讓他感受到了生命的律動。這部電影還在新加坡、美國舉辦的“中國電影節”展映。“《早春一吻》原本并不是我擅長的題材。因為我對兒童這個群體沒有過多研究，包括我的孩子，他們的童年都不是在我的身邊長大的。我都在外地，在內蒙古，回來以后他們都已經長很大了，所以兒童題材我不是很熟悉。”為此，周維先去了很多聾啞兒童學校，去觀察兒童的行為和語言，當面交流了解他們的心理，才準確把握住孩子的特征，寫出了這部至性至情的精品。
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周維先又根據解放戰爭時期最小的烈士宋振中的事跡，創作了電視劇劇本《小蘿卜頭》。該劇播出后一舉斬獲當年的中國電視劇金鷹獎、全國電視劇飛天獎。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王干曾評價道：“《小蘿卜頭》無論題材還是藝術風格，在江蘇電視劇創作中，都是一次突破。”而該劇播出時恰逢新中國成立50周年，北京電視臺作為獻禮片在黃金時間隆重推出，中央電視臺四個頻道連續幾年多次播映，成為復播率最高的電視劇之一。此后的周維先一發不可收拾，將所有的情感都傾訴在了筆端。
2017年，周維先將60年的創作精華集于一身，推出了《周維先自選集》十卷本。這套叢書封面素雅，樸素低調，卻記錄了時代變革中，一家人經歷的不同人生。一個個家庭故事，拼接起一個個時代的截面，看盡了“生命百態”。實際上，不難看出，在《周維先自選集》中，所有篇章幾乎都與愛有關，流露出真思想、真性情、真見解。“蒼茫之愛”一章追憶那些遠逝的親人。當然，這其中肯定有悲傷苦痛，也有家國情仇。捧讀之時，很多讀者時而為文中人物命運的滄桑坎坷所牽掛，時而為周維先真誠炙熱的情懷所感動。
“隨著時代的變遷，物質生活的豐富，人們卻感到真愛難覓。橫行無忌的物欲把人們的精神世界推向荒漠化的邊緣。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無法規避的嚴峻課題。”周維先希望同行們通過作品引導人們追求真善美，把匆匆趕路時丟在身后的靈魂找回來。而他一直以來的創作，都遵循著這個母題——作為國內第一部為殘疾人群體發聲的電視劇，《花開有聲》引起熱烈反響，至今仍在復播。再到《鄂爾多斯婚禮》那個民間舞蹈家生死不渝地老天荒的堅守，以至于《早春一吻》中殘疾人暗香浮動的無言之愛，在生存困境中升華為人間的至情至性……這一切都離不開他貫徹始終的母題：愛。
“在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蒼茫中，我追尋生命的原始。在精神的王國里，生命不源于神秘莫測的大海，不源于雷電中野性的山林，艷陽下蠻荒的原野。生命始于愛。愛生一，一生二，三生萬物。于是，有了你，有了我，有了關于愛和恨的戲劇。”周維先在《鄂爾多斯婚禮》的序言中如此寫道。而在他的自選集總序中，他更是如此表述：“我是愛的兒子。我因愛來到人間。也將為愛絕塵而去。于是，我用愛，用生命，用靈魂，用一個又一個白天和黑夜把一篇又一篇關于愛的故事寫在了流水之上。”（張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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