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連云港市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報告中指出，“加強黨建引領、鄉賢感召、家風熏陶、規范約束，推動自治、法治、德治有機融合、相得益彰。”把“三治結合”明確為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必然選擇，是實現高效能治理之“至”目標的體制優勢。

　　準確把握“三治結合”新內涵。自治、法治、德治是國家治理的三種重要方式，“三治結合”是三種方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被實踐證明科學有效的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的一種基本方式。自治是村莊范疇，法治是國家范疇，德治是社會范疇，不同層次方式在鄉村社會建構為新的基層治理模式。

　　“三治結合”來自桐鄉人民創造的經驗，有關文件有“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強保障、以德治揚正氣”的明確功能定位，對“三治結合”的解讀已經有了比較成形的表述。然而隨著寫入黨的十九大報告，其內涵不斷豐富深化。從“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社會治理體制的“豐富”，和“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再到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描述的“建立黨組織統一領導、政府依法履職、各類組織積極協同、群眾廣泛參與，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基層治理體系。”展示出治理主體多元化、適用范圍擴大化，治理方式體系逐步完善，蘊含著深刻的意義。

　　“三治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是治理主體、治理規則、治理工具各要素體系化的整體建構，以治理主體多元互動、治理規范系統耦合、治理機制合宜互助為特征的鄉村治理結構優化，解決村民自治失靈、黨組織作用弱化、村級組織空轉、制度不健全、建設主體缺失、道德失范等困境的系統性整體性變革。在黨的領導下帶領村民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善治過程，以人民為中心，回應新時代人民對富裕、民主、法治、文明、科學等的新需求新期盼，目標指向依法治理鄉村全面振興，全面實現人的現代化。

　　正確認識“三治結合”新貢獻。一是開啟鄉村治理理論新境界。“三治結合”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和社會關系理論與我國鄉村社會實踐結合，再造國家與社會“互構”關系鄉村樣態。馬克思關于國家從社會中產生，而伴隨著社會的發展，最終仍然回歸于社會的相關闡述，對鄉村治理理論構建研究起點和根本指導。中國傳統國家社會關系不斷變革調試的發展史告訴我們，由長期的二元分離到近代國家構建的“政權下鄉”、人民公社期間的“政治全能主義”社會，改革開放后的社會管控—社會管理—社會治理的演進，鄉村社會實現了從“村民自治”到“鄉政村治”的轉變，轉型迫切需要法治與德治分屬于國家和社會層面的重要方式一起融入鄉村自治，實現國家與社會雙向互動，要素資源和治理價值的深度融合。二是彰顯國家基層治理的中國方案。健全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完善村民自治機制，協商民主擴大和延伸了鄉村自治，國家放權，社會收權，由“治民”轉為“民治”，面對復雜多變、規模宏大的鄉村治理環境，村民在議事決策中充分發揮主體作用，人民當家作主的參與感獲得感增強。將基層協商和社會組織協商嵌入鄉村治理體系，創新延展了鄉村自治的內涵，豐富中國共產黨協商民主思想。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結合”體現了黨領導下民主治理、依法治理、以德治理的現代治理邏輯，揭示了“以民主為根本，以法治為保障，以德治為依托”的鄉村基層治理規律。“三治結合”理論來自基層實踐、又指導實踐，鄉村治理體系從治理主體、治理規范到治理模式無不閃耀著基層群眾的智慧和創新精神，是尊重人民首創精神，真正實現鄉村人民當家做主的生動寫照。

　　科學落實“三治結合”新安排。黨代會為連云港市今后五年推進鄉村治理體系現代化提出新思路。構建現代化的鄉村治理體系須將鄉村自治、法治和德治作為一個整體統籌設計、通盤謀劃，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鄉鎮、社會等多元組織在鄉村治理中的主體作用，加強輿論引導、道德約束、法律規范，推動鄉村治理從碎片化向總體性轉變。

　　要加強黨對農村基層基礎工作領導。習總書記指出：“黨的工作最堅實的力量支撐在基層，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問題也在基層，必須把抓基層打基礎作為長遠之計和固本之策，絲毫不能放松。”深刻認識黨領導下的“三治結合”鄉村治理體系是全面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基礎和前提，針對基層單一僵化分散的治理方式理論創新。

　　要樹立總體性治理思路。總體性是治理主體、制度、手段、環境等多元素全面協同協作。實現基層“三治結合”關鍵在于創新治理體制，推動政社互動關系，做好自上而下的統籌，自下而上的探索。明確自治組織與政府的責任權力邊界，實行各自職責清單制度，政府讓渡權力空間，為社會自治組織賦權增能。同時瞄準“三治結合”難點，建立“三治結合”多元主體合作共治機制，多元規范協調機制和治理協同機制。“三治結合”的有效實現需要適宜的土壤環境。加強制度建設，不斷把我市基層治理工作中創新成果上升為制度，促進“三治結合”的自覺，保持激發社會活力的持續性。

　　要因地制宜找準著力點。自治法治德治是三種不同的治理方式，三者又不同功能和作用，有各自的優勢好劣勢。三者結合不是簡單相加，而是有機組合產生“乘數效應”。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地方實踐的關系，我市農村發展水平差異較大，根據本地自治條件、德治基礎和法治保障情況，三種治理方式有效組合，創新“最適宜的”治理體系。

　　要以村民為主體創新載體。鄉村治理的主體是村民。鄉村自治的實質是村民自治，其目的是要在黨的領導下，發揮本地人力資源優勢，促使村民在自覺遵守村規民約、法律章程的基礎上，讓民事民議、民事民定、民事民辦、民事民評，管理鄉村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過程中廣泛實行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人人參與、最大限度地激發農村發展活力，更好更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維護村莊的和諧穩定和發展。因此，村民參與是“三治結合”的著力點和突破點。

　　總之，“三治結合”，創新性地回應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鄉村治理格局的一套組合拳，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有力抓手。(□ 楊勵

　　作者單位：連云港市委黨校

（2019年江蘇省委黨校系統調研課題：“深化“一委三會”建設，構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的中期成果；2021-2022年連云港市社科基金專項項目成果“走基層治理現代化的中國道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中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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