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勞動法》第七十七條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發生勞動爭議，當事人可以依法申請調解、仲裁、提起訴訟，也可以協商解決。”通過該規定，可以看出我國的勞動爭議處理機制主要包含協商、調解、仲裁、訴訟四個處理程序。第七十九條又規定：“勞動爭議發生后，當事人可以向本單位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調解不成，當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當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對仲裁裁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從這一法律規定可以看出，協商和調解當事人可以自由選擇適用并非強制性程序，而仲裁則成為訴訟的前置程序，只有對仲裁不服的，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司法作為社會公正最后的守護線，可以對當事人的權利作最終的裁判，這是勞動爭議解決機制完成的終端。但從爭議解決的效率和效果來看，這種解決機制是存在局限性的，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

　　一是協商未形成有效習慣和規則，實踐中作用發揮有限。勞動爭議發生后，爭議雙方能經過協商化解爭議的了了無幾。這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協商是一種平等對話，但勞動爭議雙方由于地位不平等，用人一方往往處于強勢一方，能主動坐下來和職工協商的情況較為罕見。另一方面是工會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在協商中，工會能否先代表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協商，而且在制度設計上肯定工會代表協商，在工會與用人單位達成初步協商共識后，再由勞動爭議雙方協商議定解決意見是不是更可行，值得研究。

　　二是調解的規則意識不強，有效性力度有限。按照《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規定，勞動爭議的調解組織有三類，分別是企業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依法設立的基層人民調解組織、在鄉鎮、街道設立的具有勞動爭議調解職能的組織。在實踐中，多元化調解機制缺乏主導力量的統一指導，沒有統一的調解規范，在立案、審理以及調解上標準更是不一，甚至是完全不同，讓當事人無所適從，當事人拋棄調解程序而直接申請仲裁的情況較為常見。另外，在實務中，即使調解達成了協議，由于履行全靠雙方的自覺，因調解協議沒有強制執行效力，任何一方均可終止協議而不遵守，也因此調解制度失去了作為勞動爭議化解第一道防線作用。

　　三是勞動仲裁存在行政化和過渡性，仲裁的終局性裁決力有限。本來勞動仲裁作為法定的第三方糾紛解決機構有著比協商、調解更大的權威，與訴訟相比，其表現出當事人擁有更大充分自主權，當事人意思自治能充分體現，在程序上也更方式靈活、迅速便捷。但在實際制度設計和運作中，勞動仲裁一方面為行政部門所主導，另一方面其作為訴訟的前置，其終局性裁決力難以體現。實踐中往往出現仲裁與訴訟在法律適用上不統一、仲裁裁決結果多被訴訟判決改變等現象，這使得勞動仲裁在勞動者面前的公信力遞減。

　　四是訴訟程序與整個勞動爭議解決體制配套性有限。雖然我們強調司法的獨立性，但在解決勞動爭議的機制上，訴訟是最終的環節，也應表現出制度銜接、無縫對接的良性作用。仲裁與訴訟的關系本應相互獨立又相互銜接，然而在實踐中仲裁與訴訟的對接并不明確。在證據的適用方面，先前勞動仲裁程序中雙方當事人的舉證質證情況可否直接在訴訟環節適用，對此法律尚未作出明確的規定，在目前的實踐中，當事人進入訴訟程序之后，之前在仲裁階段提出的證據仍應進行重復舉證，不能視作為已提交的證據。對出現的新證據重新質證無可厚非，可是在沒有新證據的情況下，法院再開庭予以重復認證是否必要，是否增加了整個社會成本就是一個值得沉思的問題。同時，司法資源本就有限，訴訟程序效率不高，勢必加重勞動爭議雙方當事人的訴累。

　　綜上，本人認為，勞動爭議解決法律制度在頂層設計時，應本著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有效化解糾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進行制度構建，勞動爭議本質上是一種民事糾紛，其解決制度的設定上應以民事基本法律制度為主，在合法、自愿、公平的原則下來規定解決問題的途徑，特別要注意解決路徑上要淡化行政權威性。基于此，本人提出幾點建議：

　　一是在規定協商制度時，建議發揮工會的職能作用，一旦發生勞動爭議，可以先行讓工會與用人單位協商，在基本協商意見確定的情況下，再由爭議雙方協商。

　　二是建立共同的調解規則，發揮調解化解勞動爭議的重要作用。要在法律上確立勞動爭議調解的一般規則，比如尊重當事人的意愿、獨立公正、依法中立等，加強對調解組織的專業輔導，使調解組織不僅能調，而且調得成。在法律上確立勞動爭議調解協議的效力，明確規定調解協議當事人要予以履行，不履行的要納入當事人誠信記錄。只有在調解不成的情況下，才能申請勞動仲裁。

　　三是完善現行制度，將勞動仲裁作為終局解決勞動爭議的路徑之一。也就是說，對于當事人來說，或仲裁或訴訟解決勞動爭議是法律上的一種選擇，選擇仲裁即排除了訴訟，選擇訴訟即排除了仲裁。實現仲裁一裁終局并發生法律效力，真正體現仲裁之所以仲裁法律制度的功能；仲裁和訴訟共同作為解決勞動爭議的終端機制，會大大減少現行勞動爭議解決法律程序上的時間鏈，減少當事人的訴累，同時，仲裁資源、司法資源雙雙會提升效能，節約勞動爭議的社會總成本。在這種情況下，為防止仲裁的任意，仍然保留司法機關對仲裁法律監督制度，規定在仲裁裁決在有重大實體錯誤或者法律適用錯誤情況下，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申請可以依法予以撤銷，并給予當事人訟救濟的權利。（□ 李元吉）

　　作者為江蘇海洋大學文法學院191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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