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剛
一個月前,聽朱剛教授說張祥龍先生身體很不好。我手上正編輯他的《中西印哲學導(dǎo)論》,剛下廠付印,本以為可以靜等樣書送到,可一聽到這個消息,立刻緊張起來。
幸好,在多方協(xié)調(diào)下,精裝書一周就印好,快遞給他。先生家人回復(fù)短信說,他見到書很高興。
這是我給他出的第四本書。與祥龍師交往二十年,毋庸置疑地說,他是一個以思考為樂的人。
雖然學者的本職似乎就應(yīng)該是學和思,但真正能以此為畢生恪守的事業(yè),且能好之樂之的學者卻并不多見,而能有所成就,為業(yè)界所服膺認可,就更是鳳毛麟角,否則孔子弟子三千,為何一再贊嘆顏回既好學又善學呢?不論在校園里偶爾碰見祥龍師,還是翻他的書,總有那種感覺:他又要一個人孑然前行了,他在學問中獲得的快樂是那種對月成三的、一個人的會飲吧。
探索思維的極致,抵達精神的邊緣,是人類最珍貴也最艱難的自由。
這讓我想起美國曾經(jīng)有一段時間按照大教育家杜威的教育理念,建立了一些小學。在這些校園里,老師不能對孩子的“學習”進行任何灌輸、干涉或引導(dǎo),完全由著孩子自己的意愿和興趣來游戲。可是新鮮期一過,孩子們就陷入無聊和迷茫之中,他們每天早上會愁眉苦臉地對老師說,今天我們能不自由學習了嗎?
在缺乏成人引導(dǎo)的情況下,兒童的自由探索會陷入瓶頸,讓他們感到無聊,以至放棄。成年人呢,在沒有“更智慧”的主體進行引導(dǎo)的情況下,自由思考的意愿又能堅持多久呢,自由思考的能力又能走多遠呢?
這并非無中生有之問。
中國自然科學界多年來,一直屢有“錢學森之問”的烏云罩頂,其實相比于自然科學界,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界才更是“錢學森之問”的重災(zāi)區(qū),以探索真理為己任的哲學界,飽受“缺乏原創(chuàng)”“沒有大師”的詬病。
哲學界面對大師之荒,曾有過一段時間的創(chuàng)造體系熱,“欲與康德試比高”者亦不乏人。時至今日,許多人成為哲學史學者,或哲學問題史學者。
但眾所周知,沒有人能脫離哲學史,發(fā)展出真正的哲學之思。
不幸的是,也沒有人能只通過熟悉哲學史,成就哲學之思。
祥龍師屬于那些幸運的人,他從多年的哲學史研究榛莽中,完成了關(guān)鍵的一躍,躍升到哲思之地。
我聽過張祥龍老師和陳嘉映老師兩位的課。
他們都講現(xiàn)象學,都講海德格爾。陳老師講課“起范兒”,抽煙,45度角面向?qū)W生,來回踱步,如同從墻到窗之間有一條哲人小徑,說話抑揚頓挫且自帶翻譯腔。聽他的課,得配得起這種智者沙龍的水準。張老師講課,幾乎只在講桌范圍之內(nèi),就像相聲里兢兢業(yè)業(yè)的捧哏,不出桌子。他的聲音懇切、嚴重,有時卡頓,其表情也能看出某種艱難,就如同意義與語詞要在蒼茫太空中完成對接,我想起《論語》里的一段話,“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祥龍師大概就是這樣的人。
雖然“其言也讱”,但卻能吸引我專注于他所講的東西,更準確地說,專注于他想講卻無法講出的東西。如同我看不見密林深處的獵物,卻能通過一個獵人舉著的槍和他的神情來想象那獵物是雉還是虎。
那本身也是非常美妙的感受。后來看張老師的書里頻頻提到“光暈”“暈圈”“惚恍”“氤氳”,我想當時聽課的感受就是那樣的;更重要的是,明白了原來聽哲學課也并非都要肝膽楚越、邏輯分明,它也應(yīng)該有一些說不清楚只能心領(lǐng)神會的東西。
后來,祥龍師主動離開舒適區(qū),不斷拓展視野,變化視角。其實道理非常簡單,只通過一扇窗戶是看不清周圍,也就不能確定自己所處的位置的。
我們?nèi)祟愖罡镜奶幘炒蟾啪褪?ldquo;巴別塔處境”,也就是每個人、每個文明都困在巴別塔里,只擁有塔上的一個窗戶。但幸運的是,我們可以移步到其他文化的窗戶前,通過他們的視野來完善對世界和自己的認知。庫薩的尼古拉在15世紀時就說每一種人類的語言都有價值,不管是梵蒂岡使用的拉丁語,還是頓河森林里韃靼人的語言,他們都是人了解上帝智慧的窗口。
所以說,哲學,或者其他任何學問,天生就應(yīng)該是比較研究的,只不過由于此前幾千年信息技術(shù)的落后,各個文化的快速交互無法實現(xiàn),而20世紀以后,要研究自己的文化,不參照其他文化,對于有點抱負的學者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了。
祥龍師在《中西印哲學導(dǎo)論》里還特意強調(diào),這本三相結(jié)構(gòu)的書,并不是(原始的)比較哲學,因為這書不是在單純比較某些特征。比如中國哲學是圓融的,西方哲學是極端的,中國哲學是和諧的,西方哲學是矛盾的之類。他的比較研究已經(jīng)遠遠超越這個階段,相反,比較作為一種基本方法,實際上早應(yīng)該內(nèi)化。比如他用“時間化”“在場”等概念來分析《史記》《詩經(jīng)》里的場景,這都是比較哲學方法的內(nèi)化。
每一次視角和視野的轉(zhuǎn)換,其實都是對自己的一次挑戰(zhàn),是離開自己浸淫多年的舒適區(qū),開始一次又一次精神上的極限探險。祥龍師之“言讱”,是因為除了自己專注的精神探險之外,沒有那么多時間說與之無關(guān)的話。
實際上,言讱正是思維抵達邊緣之象。因為要跟別人分享這種精神探險,要傳達意思,就需要用語言,可是如果那個意本身不能被充分對象化,那用語言來描述可就太難了。“為之難,言之得無讱乎?”又有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對海德格爾、老子、兵家和《周易》諳熟的祥龍師當然明白,自己一直游走在哲思的邊緣和終極地帶,經(jīng)常處于語言半失效,甚至完全言不盡意的狀態(tài),言讱不正是他思維深遠之象嗎?
雖然如此,但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祥龍師還是從現(xiàn)象學里獲得了很多可以傳達中國哲學中這種邊緣之境的思路和方法。這也是他在當代中國哲學轉(zhuǎn)型過程中最華彩生光的貢獻。
祥龍師在去世前,和弟子們在線告別,那是哲學家的天鵝之歌,讓人不禁想到蘇格拉底臨終前的演說。但祥龍師說:“我做不到像蘇格拉底那樣(主動赴死),但蘇格拉底也沒有受這樣的身體折磨。”“而今的他,正站在‘懸崖邊上’,經(jīng)歷‘死亡的熬煉’,再沒有比這更真切的邊緣問題了……真真切切的痛苦和折磨沒有使他放棄自己的堅持,他到最后時刻仍然在拒絕對象化,仍然靠自己的信仰期待著美好與真實。”
我真的希望,對于哲學家、對于智者而言,現(xiàn)實生命的終結(jié),就會去往一個和古今所有哲人重逢的雅典學院、兜率之天、舞雩之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