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

許瑞軒

想不起來大學的第一堂課是什么。在有限的畫面里，我大學的起點是李鈞教授的一個問題：“中文系的唯一性是什么？”他問得很認真，“什么是中文精神？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唯一，也不急著回答。我希望在座各位好好想想，在四年大學生活結束后，得出自己的答案。”

那應該是一個下午，九月的陽光直而散漫，照進教室。教授滿頭銀發，經年累月的學術訓練和對世事洞若觀火的練達，熏陶出一股獨特的氣質，聚在他的劍眉和含笑的眼神中。跟這樣的眼睛對視需要鎮定，仿佛被多看兩眼，自己淺薄的人生就毫無秘密可言。這雙眼睛又很迷人，帶著充沛的自信注視每一個正前方的學生，向每一雙眼睛傳遞著他的熱忱、熱愛和一點羞赧又快樂的文學理想。這雙眼睛里有并存的嚴謹和寬容。

入學的第一個學期，老師們在各自的緒論課上用盡量生動的例子來闡述各自的學科性質，同時也表達了對我們的希冀。熟絡笑談之余，“老李”的這個問題我記得最牢。因為它不是“文學是什么”“文學理論要學什么”這類學術追問，而是一個很懇切的提醒。

大學開始之初，這個問題給我毫無頭緒、松松散散的學習生活楔下了一根樁子。其他院系的學生也可以讀小說戲劇、讀詩談詩，中文學生的專業性和唯一性該從什么地方體現？答案似乎顯而易見，用其他老師的話湊一湊，也能拼出一個答案：我們得讀得更精、更多、更專業，不光如此，還得知曉文學的歷史脈絡，還能從理論的高度去透視文學現象。但知道是一回事，做到又是一回事。在知行合一的路上走多遠，走到哪，只有自己知道。四年過去后，可以回答，也可以逃避回答，還可以騙自己說回答得挺好。

中文系是一個非常容易讓人驕傲自滿的專業。平時就飄的男生女生，更容易在這里患上精神虛榮。這里有詩社、文學社、話劇社，容得下青年對文藝的一切熱忱。文學史中有思潮和時代的涌動，吞吐著世界上不同區域各自的文學氣質。盛唐的李杜王孟搏浪而出，英雄史詩在遙遠的中世紀傳唱著先人的神武。三曹七子文風剛健，五代曲詞綺靡溫婉。歌德席勒策動著德國的“狂飆突進”，“迷惘的一代”在戰后美國的爵士樂里書寫著失望和彷徨。到處是聽過卻沒讀過的文學作品，到處是小眾且“不明覺厲”的名字。

文學理論則更縱橫捭闔。人類學的探源、史學的肌骨、哲學的迷思、語言學的轉向……這里寬容地為理想主義青年提供了精神庇護所，這里也輕而易舉地提供了廉價卻唾手可得的夢幻：只消背幾個名詞解釋，就顯得博覽群書。

我們那屆，有個保研學生落下笑柄，上海某著名高校的文獻研究所面試此君時問：

“你讀過經部的哪些書啊？”

“呃，老師，經部是什么？”（“經史子集”的經部。這個問題的難度類似于，“歡迎來我們唐代文學研究所，你讀過杜甫中唐時期的哪些詩歌呀？”“呃，老師，杜甫是誰？”）

“那，同學，你說說你讀過什么書吧。”

“老師，我比較擅長組織社團活動。”

據說上海這所著名的文獻研究所再也不收我校學生了。

“老李”的那個問題，空想得不出答案，有此一問也算是“老李”煞費苦心。教書這么些年，他應該見多了這樣的學生：剛入校時，是一群理想主義青年；畢業之際，并沒學到什么，卻汲汲營營最會騙自己。長此以往，中文不死，中文系很可能會。

文學作為專業，不是一件特別讓人心安的事情，這不僅指前途和出路。在中文系待著，“不確定感”俯拾即是。沒人說得清“文學是什么”，也沒人理得清“一部作品怎樣才算優秀”。你可以試著用幾十字、百余字來回答，也可以不斷疊加，直到上萬字、數十萬字，成為一部專著，仍然不能很好地回答這些問題。不論你怎樣答，總有反例。

當這樣想時，也會意識到語言的孱弱。它既不精確，也不嚴謹，需要語境來引導它的指向。直到大三，我還時常夢見回高中上數學課，黑板上寫滿了函數求導和圓錐曲線。那些題目很難，我做不出來，但我很想念那種確定感。

“讀”是頭等要緊的事兒，但作品的閱讀過程絕對談不上舒適，時常伴隨苦悶、心浮氣躁，以及昏昏沉沉。那些冗長的句子和啰嗦的對話，似乎是在有意展示人生瑣碎、平庸的一面。而那些簡潔、精悍的短篇，又要讀得極慢才能咂摸出布局、措辭、節奏的巧妙。作者為什么要這樣寫、選這樣的場景？這沒頭沒腦的句子真是廢話嗎？揣測創作的意圖和過程，讓人漸漸走向了“與作者對話”的維度。

校內的幾條主干道在秋天的時候景色還不錯，路雖然短，走走也頗能散心。有時候我會在腦子里想“老李”問的那個問題。不少人在校園各處背書，日復一日。我走過他們身邊，覺得等到四年結束，自己將什么也抓不住。校史館前挺拔高聳的楊樹，它們年復一年，只需要矗立在此迎接春去秋來，真踏實。

四年來，我常在文史館左轉右手邊的四個書架間徘徊，往往相中了要讀的書后，就回宿舍看電子版。一個故事結束，我的生活仍一如從前——此時此刻有什么不一樣嗎？有，但我說不上來。那些生活的不確定感，隨著一本本書的讀完，沒那么讓人在意了。

一個深情的敘事者，在《洛麗塔》中訴說自己對少女無法自拔的愛。但當我翻看相關文獻解讀時發現，他的身份如此可疑，敘述者的回憶完全可以是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臆想。納博科夫用敘事的詭計愚弄了那些自以為是的讀者。

一本書，幾十萬字，完全可以是一場沒有真相的敘事游戲，但它又如此真實地感染過你。確定與不確定，都沒那么重要。書中那些男男女女，帶著各自的不堪、無奈、熱烈、真摯，短暫地燃起一點很小的火焰，又很快地消失；抑或是史詩英雄般的主角，大踏步走在人世間，大鬧一場然后寂滅。

——文學的意義可能在于去接近、感受、寬容、釋厄，生活也如此。

人是復雜的集合體，任何角色都經不起道德家的審判。頓河岸邊的格里高利，自欺欺人的阿Q，懺悔的聶赫留朵夫，不擇手段的于連，走向毀滅的包法利夫人……我深深喜愛著這些復雜的文學形象，他們預先提醒了我，世人多樣，理解要先于苛責。希望中文系的同學們能心存悲憫，在開噴之前，仔細推敲一下人們的境遇。

中文精神是什么？

其實在我上學的時候，“中文系”已經被“文學院”取代。眼前這個滿頭銀發、極富魅力的教授確實有一些固執的語言習慣：提起行政事務，他總是笑著調侃“咱們院如何如何”；談到學術精神和對我們嚴肅的期許，又劍眉鐵面，帶著不容置疑的口氣，說“中文系的學生應當怎樣怎樣”。

我最喜歡的那撥教授大都在教現當代文學。這些教授在學術上順著“五四”的文學譜系一路走來，精神上也抱元守一，恪守著“五四”的文人氣質，讓人遙想，“中文系”三個字的品格，可以追至五四時期的北大，追溯到《新青年》，追溯到魯迅，追溯到李大釗的“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獨善其身，又欲兼濟天下，這群理想主義中年人還挺迷人的。

大學畢業幾年，在中文系學了些什么，大都快忘了，但“老李”的問題我一直記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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