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座老教學樓老了嗎

張廣智

太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在復旦大學校園里正沿著望道路西行，至無名路右拐，行十余步，即見一幢教學大樓呈現在眼前，這是我大學讀書時上課的地方。掐指算來，我與她已結下一個甲子的情緣。此刻，我站在她面前，回想起昔時這里的人、這里的事、這里的風聲雨聲，一切都難以忘卻。

不時會遇見“歷史系四老”

且把時空定格在這里，從三樓1239教室里傳來了大音：“一個怪影（現譯為‘幽靈’）在歐洲游蕩——共產主義的怪影。”（1959年人民出版社中譯本）這是《共產黨宣言》正文開首的句子，其聲鏗鏘、其音洪亮，穿越112年的時空隧道，在這座教學大樓里飄蕩，響徹東方。

1959年9月，我就讀于復旦大學歷史系，吾系為一年級新生開設的課程中有一門《馬列主義基礎課》，任課的袁緝輝用深入淺出的語言，為我們系統講解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的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闡述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是有規律的，而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的最高理想。這些話語描繪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深深地蘊藏在59級歷史系學生的心坎里。

復旦大學得20世紀50年代初院系調整之益，調進了不少各地大學的精英，開始步入百年校史上的“第一次騰飛時期”，昔時簡公堂和子彬院實在容納不了日益增加的學生，于是在1953年末新建了這幢教學大樓，之后繼續東擴，于1957年前后，新圖書館與另一座教學大樓落成。時人按建造兩座教學樓時間的先后，稱前者為“老教學大樓”（現為第一教學樓），后者為“新教學大樓”（現為第二教學樓）。

這座老教學樓，好比一位老母親，始終哺育與陪伴著我們。當時的歷史系集聚各地英才，名教授云集，擢居為國內史學重鎮。且看：在這座樓的門口、過道和教員休息室里不時會遇見“歷史系四老”陳守實、周予同、耿淡如、周谷城，還有譚其驤、蔡尚思、王造時、陳仁炳、田汝康先生等，還可以見到當時已脫穎而出的中青年史學家，如程博洪、張蔭桐、胡繩武、金沖及等身影，他們為我們開設基礎課，也開設專門化課程。先生們上課各具特點，精彩紛呈。

舉一例，周谷城先生為我們講授基礎課《世界古代史·導論》，只見他西裝革履，戴著金絲邊眼鏡，顯示了大牌教授的風度。他上課時，一節課的小半部分時間讀講稿，大半部分時間開“無軌電車”，天南地北，海闊天高，侃侃而談。當他講到與毛主席的交往時，我們都豎起耳朵聽，大呼過癮。周先生立意培養年輕教師，接他講《世界古代史》正課的是初執教鞭的李春元。一天，周先生悄悄地進了1239教室，一聲不響地在課堂中“巡視”，還不時止步，翻看學生的課堂筆記。此時，那金絲邊眼鏡的一邊鏡架掛在耳朵上，另一邊在眼前晃動著，嚇得那年輕教師滿臉緋紅、言辭木訥。前些日子，我在系里碰到已近鮐背之年的李老師，回憶起在老教學樓授課時的往事，我們笑得前仰后合。

5年里，我們在這里不僅是上課，還不時聽到專家學者的精彩講演、校慶學術報告會的激烈爭論、各類文娛晚會的動人歌聲，并且聽聞了音調未定的時代雜音。

先生抱病授課，不說一聲苦

1964年7月，我本科畢業后考取了吾系耿淡如先生的研究生，專攻西方史學史。于是，我搖身一變，成了耿師的“助教”。我的“助教”工作有幾項：為學生進行課外輔導、為耿師編譯的教學參考資料助力、為先生正在翻譯商務印書館約稿的古典名著《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校核。這是先生最后一次為本科生上課。因我系師生參加運動，打亂了原先的教學計劃，這“最后一次”竟然從1965年12月15日開課，那時上海已入冬了。

每逢上課的日子，一大早，耿先生就從西南方向的天平路家里出發，換乘幾輛公交車，趕往東北角的學校上基礎課《外國史學史》，早早地來到二樓教員休息室休息。因那年初他重病開刀，原來孱弱的身體更為虛弱了，坐定后便大口地喘氣，不時地咳嗽，歇息后便與我說起了“閑話”，繼而又咳嗽不止，看了真叫人心疼。此時我真想說：“先生歇歇，我來替你上吧！”這顯然不可能，因為當時我還是個研究生，水平不夠，何況那時全校還沒有研究生為本科生上基礎課的先例。先生抱病授課，堅守在教學崗位上，卻從不說一聲苦。他課后去教員休息室稍息后，我扶著他老人家一步一個臺階下樓，出校門等公交車，一上車即有人讓座，我目送著汽車向前開去……

我走上講臺，接續前行

改革開放的春風，吹來了歷史科學的春天。我也成了歷史系的一名教師，正式走上講臺為學生上課，在老教學樓的各處留下足印。胸前別著的毛式繁體字“復旦大學”校徽，熠熠閃光，提醒我作為一名人民教師的使命擔當。

在春風里，學習為先。十年荒廢，重操舊業，急需補課。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故”以求有新領悟，“知新”應汲取新知識。我謹向歷盡劫波、煥發青春活力的西方史學史前輩吳于廑、張芝聯、譚英華、郭圣銘等老先生們學習，也就近虛心向同仁學習，如我系朱維錚領先為本系77級學生開設了《中國史學史》，我去1234教室旁聽，他的講稿已寫就（但從不念稿子）。教學大綱不凡，他的思辨才能與口才也俱佳，選課學生佩服之至，值得我為準備開設的《西方史學史》一課學習借鑒。在此略說其后，他從老教學大樓出發，走出復旦，走向全國、走向世界，成了享譽海內外治中國史學史的大家。然天不假年，他英年早逝，令人嘆惜也。

在春風里，接續前行。我于1982年上半年為本系78級、79級學生開設《西方史學史》課（當時還稱《外國史學史》，是選修課）。為此，我做足了功課，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溫故”以繼承，盡量說“新知”，把這幾年的科研成果與學習心得運用于教學。一學期課下來，我疲憊不堪，但自感對得起先師，也對得起選這門課的學生。最近讀到讀史老張（本名張國偉，復旦歷史系78級學生）的大作《那些年，他們還不是教授》，其文以他自己當年的日記為史料，記敘不少中年教師上課時的風采，除朱維錚、沈渭濱等外，鄙人亦被忝列，這或許是當時選課學生對我“首秀”的褒揚。

在春風里，播種耕耘，我上課不久后，《外國史學史》便易名《西方史學史》，與《中國史學史》成為歷史系學生的必修基礎課。我在為他們上課時，努力為每個學生的史學專業打好基礎，也留意發現與培養有志于西方史學史研究的苗子。這不由讓我記起15年前我的學生周兵時在荷蘭留學時發給我的生日賀卡，他在賀卡上寫著：“您播下的每一粒種子，都會生根、開花、結果，在金秋迎來收獲。”誠然，后來他隨我攻讀博士研究生，畢業后留系成了我的同事，現為博士生導師，如今已是小有名氣的西方史學史尤其是新文化史專家了。我的播種耕耘，為歷史學專業的人才培養給力，如今，他們也會感恩這“老母親”的“養育之恩”。

水杉啊楓楊啊，什么都知道

如今，就復旦本部（邯鄲校區）的基建而言，教學樓擴至6座，新建的復旦第五教學樓和第六教學樓（在邯鄲路南、文科大樓前），以現代精良的教學設備迎來了全國各地的莘莘學子。有一天，我去財務處辦事，處長室的門正對著二樓過道，恰恰是當年耿師課間休息的教員休息室。“你說的老教學樓，現在鳥槍換炮了。”余青處長如是說。我給她講了我當年在這里受教及助耿師上課的往事，她聽后嘆道：“要是那時有部電梯，就不用老先生費大力氣走上走下了。”說畢，她帶我去電梯間上下試乘了一下，電梯迅速又平穩。老教學樓經過整修，功能也改變了，現已成為學校財務處、教務處、研究生院的辦公地，成了全校師生員工出入最為頻繁的地方。

時光飛逝，老教學樓留下的歲月印痕，映見了時代的演變和社會的進步，也是鑄就一代代復旦人的佐證。她從1953年出世，已快入“古稀”之齡。但這座老教學樓“老”了嗎？沒有，“歷盡千帆，歸來仍是少年”。我在三樓近觀天井里的水杉、楓楊，我們初覽時的小樹，已參入藍天；從樓外遠觀墻沿外的水杉、楓楊，正傲然屹立。水杉啊、楓楊啊，歷經風風雨雨，它們什么都知道，它們相互照應，共生共榮，杉不以筆直娟秀而驕，楊不以結實挺拔而傲，卻“欲與天公試比高”。讓水杉采一片絢麗的卿云，讓楓楊揣一縷燦爛的霞光，與百年復旦，永駐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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